作者简介：

洪俊，男，1949年生，教授，退休前任职于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主要从事思想政治课学科教学论与农村教育领域研究。1977至1989年，在学校政治教育系担任中学政治课学科教学论专任教师；1989至1999年，专职开展东北师范大学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实验项目相关研究；1999至2014年，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为基础教育服务”是东北师范大学建校80年来形成的光荣传统和重要办学特色，“长白山之路”是这一传统和特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生动写照。

一、“长白山之路”形成的背景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东北师范大学在老校长成仿吾的领导下，在全国高师院校中率先开展了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函授教育。

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教育改革潮流中，“为基础教育服务”成为深化师范教育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明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要求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并采取了“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等重大举措。“决定”中还特别强调，“从幼儿师范到高等师范的各级师范教育都必须大力发展和加强，师范院校要坚持为初等和中等教育服务的办学思想”。这个“决定”的颁布，开启了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序幕。

1987年，我校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决定在吉林省农村建立基础教育改革的服务区和实验区（简称“两区”），并把这一任务交由时任我校常务副校长周敬思教授负责。周副校长接受这一任务后，当即着手“两区”的筹备工作。

有关“两区”的选址，我校征求了吉林省教委的意见。曾任我校数学教学论教授的吉林省教委副主任梁植文推荐了地处长白山区的浑江市（1994年后改称白山市）以及辽源市所属的东丰县。梁植文教授认为：浑江市所处的长白山区山高林密，资源丰富，但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基础教育发展中的矛盾比较尖锐。东北师大在这里建立基础教育改革的服务区和实验区一定大有可为。

1988年，我校分别与浑江市人民政府和东丰县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校、地之间的《教育科技合作协议》。

1989年，为推进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国家教委向直属的六所师范大学下达了“直属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与实验”专项研究任务，我校光荣地承担了这一任务。

为完成国家教委下达的任务，我校组织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区开展了农村初中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验。经过4年的实验与研究，这一项目推动了有关实验学校及其所在县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促进了我校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得到了国家教委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这一项目产生的各方面积极影响以及其内在的思想、理念、精神、经验和工作模式，后来被《光明日报》记者在有关报道中概括为“长白山之路”。“长白山之路”开辟了我校“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新路径、新领域，开创了我校“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新局面，成为我校重要的办学特色。

二、我校为项目实施所做的前期准备和组织工作

国家教委下达的“直属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与实验”项目（以下简称“国家教委项目”）与以往高校教师个人的科研项目有很大不同。它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国家教委项目”是立足于新时期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着眼于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的现实状况及其未来发展的愿景提出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二，“国家教委项目”最终的落脚点在于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其成果首先要体现在师范院校和普通中小学的各类教师及学生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文字形式的研究成果。其三，“国家教委项目”的研究属性是田野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要求课题组深入到中小学教育教学的第一线，通过研究者（课题组）与研究对象（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获取第一手资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进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其四，“国家教委项目”的实施是具有地域性、社会性和集团性的行动。它的实施和影响范围，既涉及一所学校，又涉及学校所在的社区及县、市。其任务量之大，影响面之广，要求课题必须以组织行为的方式予以实施。这些特点决定了“国家教委项目”研究与实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为落实国家教委下达的任务，我校做了多方面的精心准备。

（一）确定我校的研究课题

通过论证，我校向国家教委申报了“农村初中课程结构改革实验研究”和“优化农村初中各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改革实验研究”两个课题，教育系金和德教授为首席专家。“农村初中课程结构改革实验研究”课题组以金和德教授为组长，“优化农村初中各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改革实验研究”课题组以数学系刘凤璞教授为组长。

（二）确定课题实施的地点

周敬思副校长亲自带队到东丰县和抚松县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有关市、县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协商落实了实施课题研究的事宜，确定了东丰县大阳中学和抚松县第三中学为实验学校，两所学校的实验年级均为1990年秋季入学的初中一年级。这两所学校分别采取不同学制，东丰县大阳中学实验年级的学制为三年，抚松县第三中学实验年级的学制为四年。

（三）组织了我校的课题领导小组和课题组

课题领导小组由常务副校长周敬思教授、校长助理高明全教授和基础教育处处长赵鑫教授三人组成，周敬思教授任组长.

我校抽调了教育系以及各系学科教学论的教师组建了两个课题组，即“东丰课题组”和 “抚松课题组”。周敬思副校长和高明全校长助理到各系落实了人选。

在历时几年的课题实施过程中，我校参与工作的教师情况大致如下：

东丰课题组（15人）：

教育系：金和德；中文系：于亚中、李晓明；数学系：周学海、孙连举；外语系：魏立明；物理系：谢利民；化学系：郝雷；生物系：王永胜；政治系：刘强、赵学云；历史系：吕永华；地理系：祖文辰；体育系：吴海宽；美术系：杨家安。

课题组组长：金和德；副组长：于亚中、谢利民。

抚松课题组（27人）：

教育系：唱印余、杨颖秀；中文系：陈永芳、刘莉萱；数学系：刘凤璞、沈呈民、刘栋、李玲；外语系：陈激、王晓光；物理系：战永杰、唐恩辉；化学系：赵世良、郑长龙；生物系：赵大明；政治系：赵才元、洪俊；历史系：张熙峰、田永波；地理系：曹琦、袁孝亭；体育系：吴海宽（兼）、肖焕禹；音乐系：尹爱青、聂英、方鸿飞；美术系：徐基仁。

课题组组长：刘凤璞；党支部书记：赵才元；副组长：唱印余、洪俊。

（注：因距今已三十多年，人员变动较大，课题组人员名单难免有所疏漏）

上述课题组成员所从事的专业，涵盖了当时初中教学计划中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美术等12个学科，为课题研究与实验任务的实施提供了专业保证。

（四）落实课题实施的组织保证

我校基础教育处负责课题的组织与管理等行政工作。该处的主要成员有：处长：赵鑫；副处长：李平、李伯玲；成员：马卓、林广友（司机）等。

基础教育处做了大量工作，为课题有效运作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与有力的支持。

（五）与地方政府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

与地方政府建立协作关系，是我校为取得为基础教育服务和为社会服务的实效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1988年，我校和白山市政府以及东丰县政府分别签订了校、地之间的“教育科技合作协议”。1990年起，在抚松、东丰两县开展的课题研究纳入校地合作的轨道。

白山、辽源以及抚松、东丰的市、县两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实验学校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为课题组的工作、生活和课题实施做了精心安排和多方面协助，推动了课题的顺利运行及圆满完成。

三、课题的总体目标和基本理念

1990年秋季，东丰和抚松的两个课题组分别进入两县的实验学校——东丰县大阳中学和抚松县第三中学，开始了课题工作。这两个课题组同时承担着“农村初中课程结构改革实验”和“优化农村初中各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改革实验”这两个课题的研究。

在实践中，“农村初中课程结构改革实验”和“优化农村初中各学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的改革实验” 这两个课题是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即宏观的农村初中教育改革要求要体现并落实在微观的各科教学实践中，微观的各科教学要服从于教育改革的宏观要求并推进学校教育的整体改革。

这两个课题的总体目标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全面提高学生素质。金和德教授认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初中。素质教育是“普九”的根本方向，“普九”必须实行素质教育，“应试教育”是“普九”的主要障碍。他主张：实施素质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必须以“德育为首”。要从教育教学的根本指导思想、目标、内容形式、方法和一切手段上进行改革，彻底摒弃“应试教育”。金和德教授的观点被课题组认同，成为课题的基本理念。

四、课题遇到的主要困难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仅仅十年，国家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与四十年后的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农村初中实施“普九”和素质教育，主要有以下困难。

其一，县域经济及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城乡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明显差距，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抚松县山高林密，地广人稀，是著名的“人参之乡”。全县有十几个乡镇，主要产业是林业和种植业。由于城乡差距，抚松县农村初中学生当时毕业后的基本出路只有两条：升学（包括考高中或中专）和回乡务农。据三中教师反映，当年大多数农村初中毕业生升学志愿的首选是中专，其次才是普通高中。这是因为那时中专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农村学生上了中专，就可以在体制内直接就业，就可以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抚松三中的学生多数来自当地松郊乡的农村，由于学校离家很远，他们平时吃住在学校宿舍，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他们生活十分简朴，在学校中每天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煎饼和咸菜，再就是从学校食堂买的一碗汤。追求“升学”是他们学习的动力来源。这是他们的正当追求，体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农村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和当地社会对教育的共识，是无可厚非的。然而，由于县域内初中毕业生升学的机会少，学生的升学需求如何能够得到满足，这是一个难题。在我校课题组到抚松和东丰开展工作的初期，两地实验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顾虑重重，他们都担心课题会影响“升学”。有些地方领导也有想法。时任抚松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一位校友出于对母校的关心，忧心忡忡地对周敬思副校长说：“群众听说师大不是来帮助学生升高中的，有些失望。我怕母校在抚松不受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工作，当地领导和教师的顾虑有所打消，思想观念有所转变。为了加强对实验校的领导，抚松县教育局把局德育科的科长王材调任抚松三中校长。

应该看到，当时农村初中毕业生中能够升学的毕竟是少数。从素质教育和“普九”的角度看，还有一个要解决的难题，这就是那些“升学无望、就业无门”的毕业生怎么办？这些学生为数众多，他们的学习和发展在初中阶段更应该得到关注。忽视这些学生，就不是真正的“普九”和素质教育。只有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才是素质教育和“普九”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是落实素质教育和“普九”的根本。然而，对于农村学校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更大。

其二，县域教育资源不足，教育结构失衡。当时，抚松县的中小学都是公办的，没有民办教育机构。全县有十几所初中、两所普通高中和一所职业高中，大多数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志愿主要是报考普通高中，但两所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远远不能满足初中毕业生的需要。此外，由于报考人数少，职业高中又很难完成招生计划。

中考属于选拔性考试，其结果对初中阶段的学生影响很大。由于过度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学校的升学率，导致了“应试教育”理念和模式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往往发生两极分化。那些由于 “升学无望”、感到“读书无用”的学生，渐渐失去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进而“厌学”、“弃学”甚至“辍学”、“流失”。在初中阶段后期，这一问题十分突出，成为农村初中“普九”和推进素质教育的主要障碍。

其三，信息环境闭塞，信息手段落后，信息流通不畅。抚松县位于长白山腹地。20世纪90年代初期，抚松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山区公路，翻山越岭，山高路险，出行十分不便。1989年12月，课题组第一次从长春乘汽车去抚松考察，足足走了七个小时。当时，有线电话还没有普及，更没有现在常用的手机、电脑、互联网、微信等现代化信息工具。这种地理环境及信息条件，使抚松县的中小学教师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课题组与抚松三中教师座谈时，一位年轻的三中教师说：“我们不知道外面的老师是怎么上课的。”他解释说：年轻教师上课主要是模仿本地老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他们很少与县域外的教师交流，也很难接触到新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经验。他们需要课题组给予帮助。因此，在实践中转变实验学校教师的观念，帮助他们了解和掌握教育改革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成为课题组的首要任务。

其四，为了应对升学考试，把课本当成教学唯一信息来源。一些教师的教学拘泥于升学考试的要求，往往把教学大纲和课本上的要求绝对化。用这些教师的话说，就是：考试怎么考，老师就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学。教师把课本当成教和学的唯一信息来源，无视生活环境、社会实践对学生的影响。他们不善于把书本知识与学生身边的人和事密切联系，从而在教学中难以形成有利于学生发展的信息环境。由于缺乏相关的生活体验，学生在学习中难以领会课本上的词句，也难以做到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融会贯通。

其五，受“应试教育”思潮的影响，许多学校的教师采取“一言堂”的课堂教学模式。他们往往“只管教，不管学”，只顾知识传授，忽视对学生积极性的启发和学习方式的引导。特别是，当时许多学科的课堂教学大都采取相同的“以教为主”的模式。这种模式只考虑到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行为，只注重“知识传授”过程，完全没有考虑所授学科的知识属性，以及学生在学习时应有的知识储备和他们的认知过程、心理体验等方面的特点，以致教学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这种“僵化”的教学模式，无视学生学习该学科时的心理发展水平及心理特点，无视对学习积极性的启发、学习能力的培养以及学习方式的指导，最终导致学生失去兴趣，课堂缺乏活力，课本变成“教条”，教学难收实效。在“应试教育”影响下，这种教学模式当时影响甚广，不仅在农村学校，甚至在城市学校中也有表现。

为了落实素质教育和“普九”的任务，课题组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实验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上。

五、课题的实施过程

抚松三中的课题实验期限从1990年开始到1994年结束，为期4年。课题组相应的工作时间也是4年。4年中，课题的实施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课题组与实验学校的磨合阶段。

1990年9月，抚松三中新学年开学，课题组正式进入实验学校开展工作。初到抚松三中，课题组面对的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全新环境。要顺利开展工作，双方都需要一个相互认识、彼此熟悉的过程，进而形成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局面，也就是课题组与实验学校之间的“磨合”。

为了顺利磨合，课题组成员按照组内分工，分别与实验校的相关学科教师接触，从深入该教师的课堂听课入手，开展对口的课题实验活动。上课前，课题组和实验校教师共同备课，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设计教学方案；课后，课题组又和实验校教师共同分析授课中的成绩和不足，探讨进一步改进的措施。久而久之，实验校教师逐渐养成了教育教学研究的习惯和风气。在这一过程中，课题组和实验校教师彼此加深了了解，消除了隔阂，产生了共同语言，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合作局面。

刘凤璞教授作为课题组长，参与了实验校的管理。他经常和抚松三中校长促膝交谈，了解学校运行和管理的状况和教师的状态，共同分析遇到的问题，提出改进学校管理的思路和建议。他们经常谈到学校下班以后，乃至深夜。课题组进校后不久，刘教授发现了抚松三中学校管理的一个漏洞。这就是为了便于工作安排，抚松三中把同一年级的各科任课教师都集中在同一个办公室，并建立了该年级的管理机构，称之为“年部”。年部的建立，虽然有助于学生的管理，但校内同学科教师间的工作交流相对减少，很难经常开展集体的学科教研活动。鉴于这种情况，刘教授向三中校长提出了建立和恢复各学科教研组的建议。各科教研组的恢复与重建，促使了抚松三中教研之风的增长和加强。

为了使抚松三中教师了解更多的教改信息，课题组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帮助抚松三中加强和外地学校的交流。“走出去”就是组织抚松三中的骨干教师到东北师大附中作短期的观摩学习，使他们能切身感受附中的教改经验；“请进来”就是邀请附中骨干教师来抚松三中传经送宝，使三中全体教师都能了解附中的经验。师大附中派出数学教师郭亦津和语文教师韩永胜作了教学改革的经验介绍。郭亦津老师还应抚松三中教师的殷切要求，现场做了一堂精彩的数学课教学示范。两位附中教师的经验介绍和郭老师的教学示范，使抚松三中的领导和教师大开眼界，感触良多。

通过一年来不同形式的“磨合”，课题组与抚松三中的领导及教师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建立起真挚的友情。抚松三中领导和教师消除了顾虑，对课题组产生了真诚的信任，坚定了完成课题的信心。

在起始阶段，课题组对课题研究与实验的设想还处于酝酿状态，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思路。通过与三中领导和教师的接触，课题组在观察与思考中逐渐明了农村初中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为课题理论假设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课题理论假设的提出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是提出和推广教育教学改革的各类模式。模式是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它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模式具有一般性、简单性、重复性、结构性、稳定性、可操作性的特征。教学模式是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作为结构框架，教学模式突出了从宏观上把握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内部的关系和功能；作为活动程序，教学模式突出了它的有序性和可操作性。

1991年9月，在抚松三中新学年开学之际，东北师大课题组和抚松三中联合召开了双方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会上，刘凤璞教授介绍了有关建立农村初中新型的课程结构体系和新型教学模式的构想，做出了新的工作部署。

刘凤璞教授提出：要在抚松三中构建能体现素质教育要求并具有农村特点的初中课程结构，形成突出德育首要地位和德智体美劳各育并举的，以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相结合、活动课程多样化、初中毕业年级分流为特色的农村初中课程结构体系。

刘凤璞教授依据“以学论教、学教结合”原则，主张课题组和三中教师要积极探索初中学生的学习规律和农村学生的学习特点，并提出构建能引导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学习并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新型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学思习行整体优化”教学模式以及构建各个学科变式的设想。

在研究中，课题组把建立一种符合素质教育且具有科学性的新型教学模式，作为课题的主要切入点。这种教学模式的构建既要有教育学、心理学和学习理论的科学依据，又要便于基础教育一线的任课教师掌握和运用。它是教育教学理论与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密切联系的桥梁。通过这个桥梁，课题组能够把教学模式内含的思想观点通俗易懂地介绍给一线教师；一线教师也能够在运用教学模式的过程中融会贯通地理解掌握新模式内在的思想观点，从而在施教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新型课程结构体系的建设和新型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推广，是抚松三中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克服“应试教育”倾向、落实素质教育要求的重要切入点。它是课题组工作的重要突破口。它使课题组的工作变得更实在，更切合抚松三中的实际，更容易为一线教师接受。

第三阶段：课题成果的形成与验证阶段。

在这个阶段，新型课程结构体系的建设和新型教学模式的构建在抚松三中轰轰烈烈地展开。

新课程结构体系的建设，促使了抚松三中在素质教育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工作。

工作之一，端正了办学思想和教育教学观念

课题组和抚松三中的领导、教师共同学习党和国家有关基础教育和农村教育改革的指示和文件；通过调查研究，剖析了“应试教育”的表现和影响，明确了坚持素质教育和“教育转轨”的必要性以及必须解决的问题，明确了素质教育以人的发展和人的素质提高为目标，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唱印余教授在“农村初中爱农务农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专题研究中，基于当时我国农村发展的形势，依据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小学生不能升入初中和初中毕业生大部分不能升入高中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办农村学校，进行农村教育改革，必须把眼光放在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大目标上，切实为我国农业现代化，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人才，把爱农务农教育放在突出位置”。

通过学习和调查研究，课题组和抚松三中在明确办学和教育教学改革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以全面育人为目标，并具有农村特色的课程结构体系的新思路。课程方案提出：要坚持以德育为首，德智体美劳各育并举，建设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统一课程与地方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

工作之二，建立了新的课程结构体系

新课程结构体系纠正了只重视学科课程、忽视活动课程和实践活动的偏向；扭转了一切为了“升学”，只重视升学必考科目、忽视升学不考科目的偏向；纠正了农村学校的课程与本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需要的脱节，弥补了缺少乡情教育、动手教育、实用技能教育以及职业技术教育等不足；为满足农村学生个性与兴趣发展的多种需求，在保证国家课程计划规定科目做到“学科开齐、课时开足、课程开好”的基础上，新设了多种类型和多种形式的选修课程，

学校大力倡导教书育人，在各科教学中强化了德育功能。根据学生的发展需求，设置了思想品德教育、科学技术、生产劳动、体育锻炼、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几个系列的活动课程。根据学生的爱好和教师的特长，开设了各类选修课，组织起文学写作、读书演讲、数学竞赛、英语会话、理化实验、标本制作、气象观测、体育锻炼、美术创作、民乐演奏、民间舞蹈、针织缝纫等各类兴趣小组。

在初中毕业年级，抚松三中在县教育局的统一协调下，根据学生的学业情况及其个人志愿，经家长同意，与县职业高中合作开展了面向部分初中学生的职业技术分流教育。1994年，抚松三中约有40多名学生在毕业前接受了这种形式的分流教育。这种面向初中生的职业技术分流教育相当于县职业高中的预备教育。它面向初中毕业后有意升入职业高中的学生，把职高的部分课程作为分流课程，提前放到初中毕业年级。它的好处是：一、为初中后期的“升学无望”的学生展示了发展的新前景，使他们看到新的出路，有了新的学习动力，从而避免了学生在初中后期可能的“流失”，保证了“普九”任务的圆满完成；二、抚松三中与职业高中合作办学，解决了普通中学开展职业技术分流教育缺少师资、场地、设备的困难，也为初中开展职业技术分流教育、落实“普九”要求提供了新思路；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业高中“招生难”的困境，促进了职高的发展。

工作之三，落实了德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首要地位

抚松三中着重从五个方面加强了德育工作。

首先，制定“德育工作规划”。在课题组帮助下，抚松三中制定了“德育工作规划”，提倡“校内无小事，事事都育人；学校无闲人，人人都育人”，使各方面的德育工作有条不紊地得以开展。“德育工作规划”制定了教书育人、活动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等具体章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旋律，并与发掘当地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紧密结合，大力弘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精神。

其次，发挥思想政治课的德育主渠道作用。思想政治课是中学课程计划中的一门主科，但又是学校德育的主渠道。学校德育承载着统筹各方面教育影响的使命。中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具有认知、情感体验、行为养成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中学德育要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和多种方式，对学生施加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这些影响要服从共同的教育目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使学生养成健康的人格。

思想政治课以学科教学的方式完成德育任务，是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作为学校德育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改革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所在。以往，思想政治课往往只注重其学科教学的特点，忽略了德育的要求，以致脱离了学校德育的轨道。

为了有效地发挥思想政治课的德育主渠道作用，课题组提出了思想政治课“知信行和谐发展”教学模式的构想。这个模式基于“中学生思想品德发展具有认知、情感、信念、意志、行为等五个要素” 的规律（简称“知情信意行”），提出了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要注重“入心”、“明理”、“解惑”、“力行”等四个思想品德的发展环节。教师要从这四个环节着手，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结合学生实际，进行知识传授、思想教育和行为养成等方面的教育。

“知信行和谐发展”教学模式的关键，是在教学中做好学生思想品德发展中的两个“转化”。第一个“转化”是把学生学习和了解的思想政治课“知识”转化为他们内在的“信念”，它的关键在于在教学中要努力引导学生具有与认知一致的情感体验。有了这种情感体验，学生对于所学的知识才能听得进去、记得住，做到入耳、入心。为此，教师必须从动之以情入手，为学生排疑解惑，帮助学生把理解知识与情感体验融合在一起，进而形成明确的观点，做到晓之以理，为学生树立科学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奠定基础。第二个“转化”是引导学生能够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把“信念”转化为能够持之已久的自觉“行为”，进而形成完美的人格。这一“转化”表明思想政治课的德育不仅始于课堂，而且要延伸到课后；不仅发生在班级和学校，而且要延伸到家庭、社会，甚至于学生的一生。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在于“力行”，也就是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所学的科学知识和人生哲理，应用于生活、应用于社会、应用于自己的人生修养，进而形成坚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思想政治课乃至学校德育是否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

1993年5月，在白山市教育学院和抚松县教师进修学校组织的教研活动中，抚松三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宿久俊运用“知信行和谐发展”教学模式上了一节成功的现场汇报课。在课堂上，宿久俊老师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引起了学生的情感共鸣。许多学生纷纷举手，要求讲讲自己的经历。此时，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一反以往中学政治课课堂上的沉闷。在场听课的领导和教师纷纷给予好评。

1993年10月，结合宿久俊老师教学经验撰写的学术论文《思想政治课“知信行和谐发展”教学模式探究》，在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政治课教学研究会的年会上，得到了同行的认可，获得论文一等奖。

1994年，宿久俊老师被评为“全国思想政治课优秀教师”。当年5月，宿老师赴北京参加了国家教委召开的表彰大会。

第三，建设德育教室。抚松三中在徐基仁教授以及美术系的实习生的帮助下，建起了专用的德育教室。德育教室中，汇集了多方面的资料和素材，可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品德教育。在这间教室里，曾为学生开设多种选修课和活动课；曾举办“参乡抚松图片展”，把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家乡，立志建设家乡的教育结合起来；曾举办各学科的公开课教学，向来访的领导和教师介绍抚松三中的教改经验。它还是各种学生兴趣小组的活动场所。

第四，开设地方课程“抚松”。为了使学校德育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使学生在他们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接受生动的思想品德教育，抚松三中在课题组的帮助下开设了地方课程“抚松”，并编印了乡土教材《抚松》。这本教材着重介绍了有关长白山的历史、地理、生物等三方面的知识，分别由课题组成员历史系张熙峰教授、地理系曹琦教授、生物系赵大明教授撰写。历史部分主要介绍了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地理部分介绍了长白山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生物部分着重介绍了长白山特有的动植物资源。这本教材既可以用来单独开课，又可以作为史地生三学科的补充教材，还可以作为学生的课外读物。地方课程“抚松”的开设，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家乡，更加热爱这片美丽的沃土，并为他们立志建设家乡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五，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以往，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小学中基本是空白。20世纪90年代初期，教育系心理学专业教师张家玮教授率先在国家教委设在东北师大的东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举办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班。1994年，抚松三中王材校长听说此事，主动要求到我校参加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班的学习。在他看来，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德育的一条新途径，抚松三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大有可为。在课题组的帮助下，王材校长亲自到我校参加了培训班的学习。学习期间，王材校长结识了我校心理学专业的周国涛教授。在王材校长的盛情邀请下，周国涛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专程到抚松三中开设讲座，并开展了心理辅导。

工作之四，在“以学论教、学教结合”原则的指导下，依据“学思习行整体优化”的基本要求，开展各学科的教学模式改革。

“以学论教、学教结合”的基本要义是在课堂教学中要尊重学生学习与发展的规律；要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发挥；要以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的学习。“学思习行整体优化”指的是教学模式改革要以学生学习与发展的基本过程为依据，要把握学生“学、思、习、行”各方面在年龄特征、心理变化与身心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要以整体优化的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来引导学生的学习过程，使学生能够学得进、学得会、学得好。为了便于中小学教师了解和掌握新型教学模式的内涵，“学思习行整体优化”教学模式及其各学科的变式的表达方式，都采用了与学习过程的相关术语。如“学、思、习、行”是指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学习（认知）、思考、练习（复习）、行为养成”等环节。这样做是为了引导教师在运用教学模式时能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教学各环节能采用适合学生的方式方法。为此，教师在备课时不仅要备教材，更要备学生、备方法。只有了解学生、熟悉学生，才能真正做到“以学论教”。

中学各门课各有各的特点，学习过程各不相同，教学模式也自有其特点。各学科的课题组成员和对口的抚松三中学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按照“以学论教、学教结合”的原则，共同探讨并构建了具有本学科特点并适合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的教学模式。

在构建各学科教学模式的过程中，研究者着力分析了本学科教学中有违素质教育要求的问题，依据该学科内在的规律，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陈永芳教授有数十年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他和抚松三中语文教师合作，针对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构建了语文课的两个模式——“阅读课教学模式”和“写作课教学模式”。在这两个模式的引导下，语文课生动活泼了，以往使学生感到无从下笔的作文变得轻松了。学生们在作文中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无不畅所欲言，一吐为快。许多学生写出了美文，不少学生的作文在县、市的比赛中获奖。在1994年的中考中，三中毕业生陈卉语文试卷中的作文获得全省唯一的满分。学校专门把学生的优秀作文选编成集，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热情。

初中英语课的教学弊端常被称为“哑巴英语”。许多学生学了几年英语，但是“听不懂，说不出” ，语言表达能力很差。他们靠着“死记硬背”，勉强能够读写，但渐渐失去对英语课的学习兴趣。陈激和王晓光两位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以往英语课的教学只重视读、写，忽视了听、说。英语课的教学应当注重学生听、说、读、写四项能力的全面发展。他们主张构建以“听说领先，读写紧跟”为结构的英语课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模式要求，英语课从培养听说能力入手，强化对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进而带动读写能力和英语运用能力的提高，提升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为了使抚松三中的英语教师能够适应新模式的要求，陈激和王晓光两位教授提出了师大实习生到抚松三中“顶岗实习”，置换三中英语教师“岗位培训”的办法。1991年，经有关方面同意后，我校外语系的24名英语专业实习生，在陈、王两位教授的带领下到抚松三中“顶岗实习”。这些实习生每个人负责一个班，顶替了原任课教师的教学任务。被置换的抚松三中全体英语教师由陈、王两位教授进行“岗位培训”。实习生在抚松三中“顶岗实习”的两个月中，承担了各种任务，思想观念和教学能力有了很大的进步。抚松三中的英语教师经过两个月的“岗位培训”，语言水平和业务能力也有很大提高，课堂上的“哑巴英语”正在逐步消失。

顶岗实习的实习生与三中师生结下了令人感动的情谊。实习结束那天，校长助理高明全教授担心离开时会惊动三中学生，决定凌晨6时出发，不料消息不胫而走。出发时，几百名学生和老师早已撑着雨伞在外静候。几名学生抓着泥塑用的粘土，在汽车上写下“老师万岁！”“老师，我们永远忘不了你！”“我的爸妈感谢你！”两名女同学在实习生出发时，没来得及给老师送上妈妈煮的鸡蛋，望着远去的汽车，流下眼泪。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教学注重从现象到本质。这些学科要引导学生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促使学生的思维由具象向抽象发展。对于初中生来说，这是他们认识和思维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但又是他们学习和发展过程中的一道“坎”。这道“坎”能否顺利通过，意味着他们在初中阶段认识和思维的飞跃能否完成。几何和物理这两科的学习难度往往成为许多初中生学习中这道“坎”的所在。

刘凤璞教授开展了如何帮助学生顺利跨过从小学到初中这道“坎”的研究，把解决因开设几何和物理导致学生“掉队”、“辍学”的问题作为研究重点。

战永杰教授依据物理是一门“实验学科”的属性，与抚松三中物理教师合作构建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物理课教学模式”。这个模式通过加强物理课的“实验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在物理实验中学会动手操作、学会认真观察，从各种实验现象中发现事物的内在本质及规律。唐恩辉教授为了便于学生在课后自主开展物理实验，制作了供学生独立操作且不易损坏的各种实验装置。这些装置安装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称为“走廊实验”。“走廊实验”为每个学生提供了独立操作的机会，使他们开拓了视野，增强了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激起了学习物理的兴趣和主动性。

徐基仁教授依据美术课的特点，与抚松三中美术课教师共同构建了“美术课‘学—用—创’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把教学过程由课堂延伸到课后。在课堂上，教师向学生介绍美术知识，传授美术技法；在课后，组织起各种美术类兴趣小组和课外活动，如教学生绘画，到野外欣赏大自然；教学生编织、装饰、画板画；等等。抚松当地有一种适合制作泥塑的泥土，徐基仁教授和三中美术教师就组织起泥塑创作小组。泥塑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热情，他们捏出了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和其它各种小物件儿。他们的作品被放在学校的德育教室内展出。

为了有效地实施新的教学模式，许多学科加强了教学条件的建设。在曹琦教授的指导下，地理课教师刘义德自制了多种地理课演示教具，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赵大明教授把他在长白山区收集到的植物和真菌类标本做成可在生物课堂上展示的教具，弥补了生物课统编课本缺乏东北地方特色的不足，使生物课教学更贴近学生的生活，更富有乡土气息。

在吴海宽教授的指导下，体育课教学模式的改革重点放在体育课与早操、间操、眼保健操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学生课后体育锻炼相结合。经过训练，抚松三中学生的技能、形态、身体素质明显提高，在县运动会上尽显风采。每当上课间操时，抚松三中学生出操迅速、队列整齐、动作挺拔自然。路过的行人看到，止不住地赞叹：三中学生真带劲！

在聂英教授指导下，音乐课教学模式的改革重点放在课堂教学与学生的课外活动紧密结合，组织学生开展了大合唱、民乐演奏、舞蹈表演等多种形式的文娱活动。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使抚松三中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新型教学模式的推进，使素质教育在课堂上得到了落实，有效提高了任课教师的教学能力，促进了学生的健康发展。

开展教改实验的四年，使抚松三中有了显著的变化。1998年是我校与白山市合作建设“两区”的十周年，我校和白山市政府联合召开了庆祝大会。在会上，抚松三中校长王材汇报了学校在教改实验前后发生的变化。他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了教改实验的效果：

（1）办学方向实现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性转变。从校长到教师不再单纯追求升学率，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心转向落实素质教育“两全”的要求，学校面貌整体改观。1994年，抚松三中的这一改革实验成果获得了吉林省中小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5年，抚松三中被评为吉林省普通初中分流教育成绩显著单位。从1995年起，抚松三中年年被白山市教委评为一类学校。

（2）学生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观念明显增强，团结互助、助人为乐蔚然成风，遵纪守法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学生的智能素质显著提高。实验前，学校的中考升学率为30%左右；1994年达到了44.5%，1995年上升到61.3%，1996年为62.7%，1997年为60.5%。在“应试教育”下一些经常被忽视的学生素质，如英语听说能力、理科实验操作能力、思维与表达能力等都有明显的提高。许多学生在县、市、省举办的各级各类学科竞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学生身体素质逐年增强，体育达标率、合格率逐年上升，抚松三中连年被评为“体育达标校”和“体育卫生先进校”。

（3）教师的整体素质有了长足进步，一批骨干教师迅速成长。在1992年和1993年两年中，9名教师晋升为二级教师，13名教师晋升为一级教师。1994年以后，抚松三中有29人被评为县级优秀课教师；7人被评为县级教学能手，占全县初中教学能手的37.5%；4人被评为白山市学科带头人；3人被评为吉林省优秀教师或教学新秀；1人被评为“全国思想政治课优秀教师”和“白山市十杰青年”。

（4）教改实验提高了学校的教育科研水平，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教改实验的四年间，抚松三中领导和教师共撰写教育科研论文41篇，其中公开发表21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10篇）。课题组和抚松三中教师合作撰写课题实验报告和总结23份，共同撰写出版了专著《农村初中“双优”教学改革实验研究》。《教育研究》杂志1996年第3期发表的论文《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成功范例》，全面总结了抚松三中教改的基本经验。

王材校长特别指出：抚松三中获益最大的一点，就是极大促进了教师队伍的建设。全校教师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教研能力在整体上得到显著提升，涌现出了一批师德高尚、事业心强、教育教学能力佳、深受学生及家长和社会各界欢迎的优秀教师。

1994年10月，为期4年的教改实验课题在抚松县通过了国家教委组织的评审验收。评审组认为：“课题着眼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课题实验立足点高，针对性强，指导思想明确，组织科学，措施得力，效果非常显著”，“实验所提供的经验对解决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初中教育改革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六、教改实验带来的影响

经过4年的教改实验，抚松和东丰两县的实验学校开始受到国家教委和吉林省教委的关注，我校为基础教育服务的业绩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光明日报》记者撰写了“长白山之路”的长篇报道，《人民教育》记者到抚松三中采访后，以《山花烂漫，飘香千里》为题撰写了通讯。

1993年，时任国家教委师范司司长马立在吉林省教委副主任张茵陪同下到东丰、抚松做了考察，她对周敬思副校长说：“我必须支持你们，我做不了太多的事儿，我要向教委领导汇报。要向香港华夏教育基金会申请，资助你们一辆面包车。”此事不久后得到了落实，课题组的出行顺畅了很多。

1994年10月11日，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副主任柳斌在东北师大专门听取了课题组代表和抚松三中校长的汇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指出：这一实验“体现了教育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为通过教育科学实验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朱开轩同志说：“我才知道你们办了这么一件大事。我原以为是一个一般的研究题目。这可关系农村发展教育的全局，是个大课题。”柳斌同志指示：“抚松三中的教改经验要在全国宣传，首先要在吉林省推广。”

1994年，国家教委在唐山召开了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会议。我校被授予“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先进单位”称号，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同志的表扬。

1995年9月，我校在全国高师院校中第一个接受了“211工程”的预审。国家教委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同组织了对东北师范大学进入“211工程”申请的部门预审。经过两天的评审，专家组对我校申请进入“211工程”整体建设规划进行了认真评议。全体成员一致建议通过东北师范大学申请进入“211工程”的部门预审。评审意见中，对我校的为基础教育服务工作，特别是对面向农村的“两区”建设和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评审意见中指出：“学校始终坚持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办学指导思想，坚持师范性与学术性相统一，主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在师资培养培训、基础教育研究和教育决策咨询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特别是在面向农村进行基础教育服务区、实验区建设和开展中小学教育改革实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艰苦卓越的工作，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通过了“211工程”的预审，我校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七、“长白山之路”的延伸与后续发展

国家教委下达的“直属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与实验”项目结束后，“长白山之路”成为东北师范大学办学特色的一个标志。从东北师大的角度看，“长白山之路”是东北师大为基础教育服务之路；但从农村中小学的角度看，“长白山之路”又是农村中小学在高师院校的帮助、支持下的发展之路。以往，东北师大“为基础教育服务”的主要形式是函授教育。1989年以后，东北师大的“为基础教育服务”又多了一种新形式，这就是从建设面向农村的基础教育服务区和实验区入手，东北师大的教师走出校门，到基础教育第一线去，和中小学教师面对面地合作开展教改实验，在教改实验中帮助中小学教师转变观念、学习理论、提高能力。

在抚松三中的教改实验中产生的高师实习生“顶岗实习”，是高师院校在中小学第一线培养新教师的一种新形式，它使实习生在大工作量的状态下迅速进入教师角色。我校的“两区”是“顶岗实习”能够得以实施的一个重要条件。英语专业实习生在抚松三中“顶岗实习”的经验应当认真总结。

把我校的为基础教育服务以及为社会服务，纳入学校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体制框架，是这次教改实验的重要成果。“两区”是我校“为基础教育服务”的重要根据地，“长白山之路”为我校的“U-G-S”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两区”，我校与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落实为基础教育服务的重要条件。《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这就决定了高师院校的“为基础教育服务“必须在地方政府的参与下实施。我校建设”两区“的经验应当认真总结，以使东北师大与”两区“地方政府的合作能真正见到实效。

我校进入“211工程”以后，东北师大为农村基础教育服务的特色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与认可。我校为基础教育服务的地域越来越大，东师人的足迹正从东北向西北、西南以及其他边远地区发展。“长白山之路”正越走越宽。

后记

从1988年到1998年10年间，我校先后有150余名同志投入抚松、东丰两县的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究。这些人员中，既有课题组成员，又有到基层锻炼的青年教师，还有各专业的实习生。其中，67位教师每人每年在农村工作平均超过4个月。他们乘坐一辆沈阳产的旧面包车，常年颠簸在长白山区险峻的道路上。夏天一身土，冬天一身霜。他们租住在学生宿舍腾出的房间，在学生食堂的一角用餐。生活条件虽然比较简陋，但依旧精神饱满，心情舒畅。

1990年到1994年期间，抚松课题组有7位老教授年逾60周岁。他们是：刘凤璞、唱印余、曹琦、陈永芳、战永杰、赵世良、赵才元。这些老同志已过退休年龄，仍然兢兢业业地投入课题工作，成为年轻同志的表率。

刘凤璞、唱印余两位教授身为课题组领导，始终走在前面。他们两人为了了解抚松当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利用周日休息时间亲自到住在农村的学生家走访。他们深入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掌握了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学生的学习状况以及发展需要等第一手资料，为课题打下扎实的基础。

曹琦教授是离休老干部，富有数十年的地理学科教学经验，是课题组的骨干。他平易近人，乐观豁达，为人谦和。无论是与课题组其他成员，还是和抚松三中的领导、教师，他都相处得十分融洽。有一件事至今令抚松三中的领导和教师记忆犹新。1992年春节刚过，抚松三中还在寒假之中。一天，王材校长突然在校园中遇到了曹教授，感到十分惊讶。当时，还没有开学，课题组的全体成员也没有来抚松，曹教授独自顶风冒雪来做什么？经过询问，王校长才明白：原来曹教授和地理教师刘义德约好了，寒假期间曹教授到抚松三中，帮助刘老师制作地理教具。之所以在寒假期间，是因为学校还没有开学，他们要乘这个机会把教具做出来，开学后好用。王校长听说此事，深为感动，他逢人便说此事。曹教授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他作为一个老党员、老教授的自觉行为。他的高尚师德和奉献精神是我们每个人的楷模。

“长白山之路”就是课题组在这些老教授的带领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