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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秩雅颂·银龄传馨 | 有温度有风骨的大先生——纪念邵德门与黄殿华先生

发布日期:2026-06-08    作者:     来源:     点击:

作者简介:

高英彤,生于1963年,吉林松原人,法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重点课题、国家发改委课题、吉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曾在《政治学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出版学术专著6部。

值此东北师范大学八十周年校庆之际,接到了政法学院退休支部贾国发书记的电话,受邀约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在反复推托后,念及多年的“老大哥”语气中的热诚与期待,便开始了构思一篇献给母校八十华诞的文章。最初的闪念是写一个群体,命名为“一群有温度的人”,想要写那些在自己求学、工作中遇到的导师、领导、同事。想表达的是:东北师范大学是一个有温度的大学,我有幸遇到的人都是有温度的人,他们让我觉得很温暖,很幸福!但在选题聚焦的过程中产生了犹豫:是写一群人还是写几个人?是写前辈还是写同辈?思忖后确定写前辈,写老师的老师,写我们的大先生——邵德门教授,写邵德门教授的夫人——那位可敬可亲的长辈、师母黄姨(黄殿华:原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资料室主任)。

邵先生是2023年5月5日去世的(具体时间不是很确定,那是因为先生、师母及家人做事都非常低调,不想惊扰任何人)。师母黄姨是2024年6月去世的。黄姨病逝得很突然,那一年我们去西藏318国道自驾,走前我和我的夫人还前去探望黄姨。黄姨身体状态非常好,在我们离开时还大声说:“往前走,别回头!”当我们从西藏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生死两隔。

翻看了一下和“美丽青年”(邵先生)的微信,与先生的互动截止于2023年4月20日9时24分,先生转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依法收复台湾刻不容缓”。往前翻看,数了一下,从2023元旦到4月20日,先生一共给我转发了14篇文章,主要是国际关系方面和台湾问题的。元旦期间发给我三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先生和黄姨的合照,一张是身装红衣的先生个人照,照片上打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73年红小孩”的文字,我推测应该是先生入党73周年的纪念照。信息显示,自2023年元旦以来先生与我的互动过程中,先生一再婉拒我们的拜访,为了平衡拒绝带给我们的失落,他反复表示:“高导我的挚友今生今世不忘!”(原文如此)

翻看着先生、黄姨的照片和当年互动的文字,我瞬间泪目。今年是先生去世三周年,黄姨去世两周年,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有了这样的机会写一点关于先生和黄姨的文字。而这个机缘是东师八十年校庆,由贾书记布局,我来代表先生的众弟子来完成记录有关先生和黄姨的点滴,恳请先生、黄姨默许这次回忆性的文字(先生在世时,学院曾请我写先生的事迹,被先生坚决拒绝)。

说起我和先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91年夏。研究生毕业的我被从历史系分配到政治系政治学专业工作,开始了与邵老师在同一个教硏室里的日子。记得每周例会的时候,常常在先生与王才松教授的互动中感受到两位大家高水平的学术讨论,感受到与以前不一样的工作环境(我读研前曾在某专科学校工作三年)。2003-2007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与邵先生关系走得更近。我的导师刘彤教授聘请先生为我上博士课程,并邀请先生指导我的论文写作。这样,我攻读博士学位就有了两位指导教师。从那以后,除了在刘彤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学习,先生将我视如己出,我既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学生。

先生生于20世纪30年代。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孙中山思想与政治学研究。著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中国政治思潮研究(1840—1920年)》,主编《政治学新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为改革开放后国内早期权威教材,影响深远;孙中山研究成果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全国政治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及东北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奠基人之一,先生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贡献突出。先生用自己的教学、研究和学术贡献表明:他无愧于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这个称谓,他为使东师政治学这个学科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生不仅是一位先生,而且是大先生。所谓的大先生,乃经师与人师合一,怀大德、具大学、有大格局、大担当,为学为事为人之师范者。

先生是泰斗级别的学者,是我们身边的大先生。结识先生是我的荣幸,是吾辈的荣幸,也是政法学院和东师的幸事。与先生三十余年的交往中,我发现先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态,别居一格。

先生有学者特有的批判质疑精神。他为人坦诚直率,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坚持原则,求真务实。记得有一次先生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有一位参加答辩的学生听说答辩委员会有邵先生,非常紧张,便通过各种渠道在答辩前与先生进行沟通。既便如此,先生依然坚持原则,给答辩的那位同学提了十六个问题。这种坚持原则的求真务实精神,就是先生为学做人的写照。

先生在政治学界的地位是其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平决定的。这一点无庸置疑,先生博闻强记,思维敏捷,有着极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先生每每写作,常常是提前酝酿,一旦动笔就一气呵成。先生的才华令人赞叹。

不为人知的是,先生还是一个善于助力年轻人发展的大先生。先生退休后至八十岁前,喜欢与年轻人在一起。记得先生那时候经常来学院,70岁的时候,先生到我们的办公室,身着西装,步履轻盈,办公室门一开,他从门坎跳进来,充满活力。先生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助力年轻人的发展,常常与我们深入探讨问题,不辞辛苦地为我们修改论文和课题申请书。在先生逐字逐句修改的文本上,除了隽秀的文字,还能感受到先生独特的文采、缜密的逻辑。受益于先生的引导,先生弟子们的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我心中的先生是有温度、有情怀,关注支持年轻人成长,做年轻人良师益友的大先生。与先生走得“很近”得益于我与先生“与众不同”的关系,严格来说,我与先生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之间的交往少了些束缚,多了一些可以“突破”师生边界的空间。和先生在一起,年长我30多岁的他有时叫我“高哥”“老弟”“高导”,称我爱人为“王小妹”。由于先生的随和和老顽童的性格,我有时也和先生开一点玩笑,甚至敢与先生“分庭抗礼”。为此先生说,我是他的“诤友”。也许正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先生的直传弟子有一些不敢直接与先生沟通的事项都由我来从中“斡旋”(先生的学生语)。先生的温度、情怀不仅表现在助力年轻人的发展上,还表现在先生的大气、宽容、豁达上。记得有一年先生设计宴请弟子们并由我实操,先生给我一个3000元的信封用于结帐,当我把剩下的1280元返回给先生时,他却拒绝接受,以至于这笔钱至今仍在我的书柜的书里夹着,它成为一段历史记忆的物证。

在做人处事方面,先生与黄姨做人的示范性,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先生与黄姨人格独立、超凡脱俗的处世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记得大约20年前的一天,黄姨98岁的母亲过世,我们听到消息后马上赶到了先生家。黄姨见我们到来非常热情,但是坚决拒绝我们前往殡仪馆悼念。邵先生坐着儿子的摩托车在殡仪馆处理老人家的后事,在与先生的电话连线中,先生坚持拒绝我们开车前往助力、悼念。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想表达点心意,给黄姨留点礼金,在黄姨婉拒下,在撕扯中被从门缝中“扔了”出来。恰巧楼道窗户开着,一阵风吹来,几张钞票如天女散花,从五楼飞舞并向四楼飘去,其间的尴尬至今仍历历在目,那飘忽的纸币凸显的是两位先生独特的气质和待人处事的风格。回忆过往,先生退休后做过一次手术,摔倒后骨裂,疫情时病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先生及家人都严格封锁消息,拒绝探视。先生家里的大事小情也不为外人知道,绝不邀学生、弟子参加。正是受先生的影响,先生的学生们也形成了鲜明的处事风格:有病保密,拒绝探视;婚丧嫁娶,低调处理。这种独属于知识分子的自立、超凡脱俗的处事风格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成为一股清流。

先生退休后,尤其是八十岁以后的生活总体上是闭门谢客,谢绝拜访者。当然,先生和师母会在微信里与我们频繁互动,先生也会在一定时期主动与我们通电话,问我们的工作、身体、科研,包括孩子的情况。但是每逢教师节、春节,计划去拜见先生时都被婉拒。无奈之下,我们在无数次的“情报”收集之后,摸清了先生和黄姨的生活规律,只能以“不速之客”身份去拜访先生和黄姨。一般是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下午15点左右,先生在电话里得知我们在门外等待并无不悦,相反见到我们则非常高兴,从国际到国内,从家庭到工作聊个不停;而黄姨虽有听力方面的障碍(基本失聪),但身体非常健康,头脑清楚,记忆力超群,思维敏捷,脸上总是洋溢着亲切温暖的笑容,总是用各种水果招待我们,常常是把苹果切成小块并插上牙签以方便我们食用。黄姨的待人接物总是让人感受到涵养、亲切及特有的人格魅力。从我们与黃姨相识起,每次黄姨都以“高老师”“李老师”称呼我们这些先生的学生、晚辈、孩子。这份彬彬有礼,这份温暖、发自师母内心的自然流露的称谓,使我们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长幼关系。我想,这是师母的一种独特的定位,一种永远与大先生不变的关系,即我们与先生的关系是同事间、是师生间、是学术共同体的关系,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交往,是师生间的交往,是学者间的互动,是高雅的精神交流。在我们与先生围绕着国际国内热点问题、学术前沿或某一个话题闲聊的空隙,黄姨则非常关注我们的健康,与我们分享其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和健康饮食,诸如每天早晨和下午的运动方式,每天的食盐量,每天半斤青菜,每周一次鱼,一次皮冻等等。

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先生和黄姨的明达通透、泰然处之,看淡生死,顺其自然的豁达人生态度无疑是留给我们的又一份宝贵精神财富。记得在先生八十六、七岁时,先生总说心动过缓(心跳40、50下),视力下降,身体开始消瘦。但是,先生和黄姨始终坚持自己生活,不雇保姆,也不给子女添麻烦,那时的先生开始拒绝去医院检查身体。谈起生死,淡定从容,视死如归。他甚至在微信里对我说“不知道何时是归期”。先生去世后,90多岁的黄姨大多数时间也是独自生活。每次拜见黄姨,她依然开朗、乐观、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和释放着善意,其通透的生活态度令人敬佩。其自强自立的精神,面对生死泰然处之的豁达心态无疑是我辈学习的楷模。先生和黄姨的人生态度使我们的退休生活、以及晚年生活有了标杆,有了行动方向,有了视死如归的从容。

回首往事,先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风范对我们影响巨大而深远,尤其是对我的影响。为了给我与先生关系一个正式的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名分,我几次对先生戏说:我自认是博士后,在站十余年,导师是先生,地点是先生在长春融创上城的家,以后我一定自制一个博士后证书请先生手签。当然这个证书不是给别人看的,只是让它见证先生与学生的过往,证明先生带给学生们的持续性的影响。对此,先生只是微笑,未置可否。现在想来,我推断严谨认真的先生是不会为私制的证书签上自己的大名的(会心的微笑)。

先生的学识、温度、风骨影响并塑造了一批人。先生、黄姨音容宛在。先生之道,不随岁月而泯;先生之德,长留天地之间,薪火相传。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庆8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寄我们的哀思,永志不忘。愿天堂里的先生、黄姨安宁常伴,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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