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德忠，1951年生，山东乳山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6年10月退休。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研究领域为辽宋夏金元史、辽宋夏金元时期北方及东北民族史等。先后出版主编著作10余种，发表论文近百篇，曾担任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中国史系副主任，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副馆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契丹女真及辽金史研究会副会长。
在即将迎来我亲爱的母校东北师范大学80华诞的时候，之所以拟定上面这样的题目来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最主要的理由是当年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老师们对我锻炼成长的人生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
我是1974年10月进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还称吉林师范大学）学习（即工农兵学员的第四届），1977年7月毕业留校工作的，被安排在刚刚由中国古代史老师为主体组建的明清史研究室当助教，同时兼做76级学生辅导员。由于“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老师们对于即将留校的新教师人选的确定已经具有了发言权，后来有的老师跟我说，我之所以能留校，主要是由于上学期间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老师们多有交集，老师们对我的表现比较满意，在我留校的事情上态度也很一致，说我是能坐住板凳的人，具备做学问的潜质。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是当时历史系最大的教研室，人员构成上以老、中年教师为主，青年教师只有铁华学兄和我，我是年龄最小的。对于我这个刚刚走上教学和科研岗位的年轻教师来说，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老师们特别是其中的老教师们给我的初步印象是新奇而深刻的。由于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彻底纠正加在他们身上的冤错结论，恢复了他们应该享有的尊严和待遇。我们看到，这些老师们并没有因为自身遭遇耿耿于怀，而是焕发了学术生命和献身教育事业的第二春，重新走上教学、科研岗位，为新时期学校建设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古人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精神的现代诠释，他们以国家强盛、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的高贵品格，是当代大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万九河先生是当年教研室中唯一的教授，在上世纪30年代曾担任北平某学校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建国后调入我校，担任历史系领导多年，还当过校长助理，当时先生已经不上课了，只有在政治学习时才来教研室露一面，和他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作为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听了他的履历和资格，无不为之肃然起敬。陈连庆先生学识渊博，我曾几次就文献阅读和史实认识中遇到的问题向他求教，他会一改平常寡言少语的风格，滔滔不绝，娓娓道来，甚至把他说的文献记载的出处也告诉你，令初出茅庐的我受益匪浅。张亮采先生为人耿直，人称亮公，落实政策后他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策划了详细的科研规划，组建研究团队，准备大干一场。在我与张先生谈话中，经常听他说起“门生故吏”的话题，我不明就里，请教吾师杨先生才明白，原来是他是以著名东北史大家金毓黼先生弟子自居，有标榜门楣的用意。但天不假年，很快就因病卧床，是我入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后第一位去世的老先生。先生来校前曾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熟谙古物，现在文物陈列室的许多文物的名称都是他确定的。徐喜辰先生虽不苟言笑，但温文尔雅，性格沉稳，对青年教师热情相助、大力提携，不仅在专业上指点迷津，在日常生活上也对青年教师照顾有加。陈作荣先生作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的时间比较长，给人的表面印象是板着面孔、不好接近，实际上内心是温热的，对教研室的所有工作有规划、有要求，除帮助青年教师提高专业能力外，在思想上也言传身教、耐心开导、百般叮嘱，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吴乃恭先生为人棱角鲜明，说话直来直去，上课多写板书是他的特点。我写学位论文时曾就南宋理学的发展状况向他请教，先生为此做了仔细的准备，和我谈了整整一个上午，颇有启发意义。薛虹先生待人热情，尤其对青年教师有求必应，想方设法，设身处地帮你解决遇到的困难。最可称道的是在老师们补习外语的时候，先生主动请缨，每周抽出时间教授日语，这份工作是不排入课程表的，即没有报酬，完全是在尽义务，凸显了甘做奉献的高尚精神。高振铎先生温厚且善谈，交谈中他的爽朗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忘不了他从老花镜边框上边凝视你的神色。先生是众位中年老师中身体较好的，他增强体魄的秘诀是常年游泳，直到深秋季节，他仍在坚持。后来先生调去古籍所任副所长。陈伯岩先生也做过教研室的负责人，一口道地的北京口音和女性特有的温情、包容，很容易得到老师们的认可，在教研室有很高的威信。赵德贵先生风格爽快，快人快语，特别是她“巾帼不让须眉”的劲头令人难忘。先生愿意参与年轻人的活动，至今还能想起某年春游在净月潭边她和年轻人一起跳迪斯科的情形。冯君实先生文献功底好，写文章构思谨密，向他请教教学和科研问题，他不但倾囊相授，还会设身处地主动帮你开阔思路和眼界。先生强调写文章要直奔主题，不要太累赘，“不要从猴子变人说起”，后来我也经常对我的学生这样说。高尚志先生为人简约，一副谨言慎行之态，站在讲台上的先生则完全是另一番表现，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先生上课前的备课环节所下的功夫令我印象深刻。上述冯、高二位先生参加了建国后国家主持的民族调查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部分的调查活动，文物陈列室的鄂伦春族文物如桦树皮制品和狍皮制品都是二位先生带回来的，他们在调查中拍摄的大量照片底片仍保存在文物陈列室。田泽滨先生是教研室中马列主义理论色彩最浓的人，以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研究最为擅长，先生的言谈风格让我领教了川人为什么好摆龙门阵和怎样摆龙门阵。先生是著名学者吴泽的研究生，毕业时他已决定留校，同门杨国谊则被派遣到我校，但他已经结婚，希望留在上海，能把妻子调来团聚，于是先生主动与杨国谊对换报到单位，到我校工作。先生做下如此“见义勇为”的事，却从来没和我们说过，直至80年代初我去上海开会遇到杨国谊先生，我才得知此事的来龙去脉。穆鸿利先生，任职教研室主任有年，在辽金夏史领域的研究中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曾长期参与全国契丹女真辽金史研究会的领导工作。先生在歌唱表演方面极有造诣，曾经是学校教授合唱团的负责人，他的演唱似乎永远是历史系娱乐活动的保留节目，以致老师们都认为穆老师此生真是入错了行，耽误了当明星的前程。我因结婚后两地分居十分苦恼，先生多方设法帮助我解决困难，带我到当时学校人事处处长家里咨询求助，令我不胜感激。詹子庆先生，曾担任过付系主任和副校长职务，他是耿铁华学兄和我留校以前教研室中最年轻的，全身上下洋溢着书卷之气，他自己说当年不到20岁，唱着“共青团员之歌”从家乡扬州北上哈尔滨参加东北建设，后又考入我校。由于年龄相近，先生与陆续进入教研室的年轻教师接触是比较多的，先生不仅在教学科研中指导青年教师，还广泛网罗青年教师们加入他所主持的各类项目，给青年教师的成长创造条件。先生对家乡扬州念念不忘，凡是他主持的项目结束后，他总要找一家淮扬风味的饭店消费一次。
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在全国大学历史学的学术地位和影响非同小可。首先是教研室人数众多，当时规定的课程门类几乎都有专任的教师，这在当时所有的大学历史系中是非常罕见的。其次，也是后来老师们总结出来的，就是东北师范大学是共产党创办的，从根本上就有红色的基因，自建校开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在成仿吾老校长的主持下，不断加强了马列主义课程的建设，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就同一历史时期而言，比较国内其他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武器已经是驾轻就熟。历史系的老师们则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武器研究历史，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学术成果。最突出的成绩之一是纵贯中国古代史的包括《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辽宋金元史》《明清史》的编写和刊行。最初，只作为校内函授教材使用，由校内印刷厂印刷，这套书迅速在国内大学历史系流传，产生了广泛的轰动效应，甚至远及香港和台湾，有的学校则直接当做教材使用。在此基础上，有国内出版社把这套书列入出版规划，李洵和吴枫二位先生的书以成书早而顺利出版，但是反右风暴的骤然降临，其他四本书的出版则因作者普遍受到牵连而被搁置。杨树森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他参加的张亮采主编的《辽宋金元史》，已经和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并预支了部分稿费，最终还是没能够出版。上个世纪的8、90年代，在我校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还能够看到校内印刷厂印刷的这套书，不知现在还能不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辽宁教育出版社作为“大学自学丛书”出版发行了历史系主要课程的自学教材，中国古代史的六本书也包括在内。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教育事业造成创伤是可想而知的，事实证明，文革时期以推荐选拔为主的招生方式弊端凸显，学员文化基础的参差不齐，使专业教学很难达到高等学校应有的水平。更为明显的是教学秩序的不规范、不稳定，且不说“开门办学”做法让课堂教学时间被压缩，而且动辄停课参加政治运动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作为工农兵学员身份留校的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尽快补齐专业知识和外语的短板，以尽快适应专业教学工作的需要。
对我在治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李洵先生。当学生时参加过编写教材的教改活动，老师们被分配到各个学生小组作为指导老师，李洵先生到了我们小组。从常识上说，连大学历史系基本课程都没有听完的学生根本不具备编写教材的能力，这样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的做法在那个年代居然以“上管改”的要求而落实下来。其实，教材编写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和工作还是由老师们完成的，同学们还是老老实实当学生，十分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学习机会，从教材体例、指导思想、内容纲要、史料选择、文字表述等各方面得到最初步的训练。毕业后，与李先生的交流多了起来，当时住在单身宿舍，经常在晚饭后去青年舍先生家登门求教。我印象较深的是先生给我列过一份文献阅读目录，主要是要解决以往所开课程不系统、不稳定造成的基本知识的碎片化、残缺化问题，既有涉及通史较大范围的基本文献，也有明清史领域的基本文献；既有古代学者的著作，也有近代以来明清史研究著作。前者就包括《资治通鉴》，我差不多用一年时间阅读完毕，并把自认为重要的内容记在《中国历史年代简表》上，这本小书至今仍然放在书架上。同时，李先生交给我一个任务，从《古今图书集成》中辑录古代经济史资料，约略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把《古今图书集成Ÿ考工典》大致翻了一遍，随手抄了千余张卡片。
我第一次上课是给中文系学生讲中国通史的明清部分，接到授课通知，我既兴奋又忐忑。为确保课程质量，在李先生的主持下，请教研室的全体老师们来听我的试讲，试讲前后进行了三次，老师们对试讲的内容、观点直至教态、语言表达等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有的老师对我说教研室有很多年没搞过类似的教学活动了。事后我回想起此情此景，我该有多么荣幸！有这么多的老教师为我成功走上讲台保驾护航，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机会，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和悉心指导，令我终生难忘！
恢复研究生招生后，李先生鼓励我报名迎考，我为此也进行了紧张的备考，以致当年寒假、春节都是在学校度过的。但是，在紧张的备考中我的身体出了问题，不能坚持工作，更不可能坚持高强度的功课复习，只好选择退出，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此后，系里安排我回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虽然与李先生的交集与以往相比少了，但还依然经常见面交谈。李先生每有新作发表，我都会仔细拜读。
1983年，我报考了吴枫、杨树森二位先生合作培养的唐宋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在职）。至此，我的学术研究领域稳定在唐宋史的大范围之内，更准确一点说是在辽宋夏金元史领域。说起来，现在的研究生同学可能会不相信，当年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有点像手工作坊，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比较密切，导师对学生耳提面命，指导交流的机会很多，导师的研究思路和风格、学术观点等方面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吴先生头脑敏锐、思路清晰，文献功底好，与之谈话交流，不时有新颖看法脱口而出，极富启发性。以先生在30岁就出版了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隋唐五代史》来看，年轻时的先生一定是个废寝忘食的拼命三郎似的人物。杨先生却属于另一种类型，做学问文献功底甚厚，一旦切入阅读和选择运用文献资料的话题则滔滔不绝。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辽夏金元史》卷出版后，先生就其中史料使用的问题列出百余条，寄给他的好朋友、本卷主编、著名的宋史大家漆侠先生，漆侠先生将其交给他的研究生们阅读，对先生的文献功底大加赞赏。先生一生勤勉耕耘史海，所以能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就出版了《辽史简编》，在史学界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直至爆发军事冲突。在双方边界谈判中，苏联把清朝初年为限制百姓流动在东北修建的“柳条边”说成清朝的北部边界，为浑水摸鱼、强占中国北部领土张目。在中苏间的领土谈判中，需要中国学者把历史真相告诉世界，进而粉碎苏联的阴谋。先生采用梳理史料和对“柳条边”遗址现场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清代柳条边》的撰写，为当时中苏间外交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吴、杨二位先生对于历史学研究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深刻影响了我，成为我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榜样。
我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主任十多年，期间，我继承先辈的优良品德和作风，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从履行职责和完成任务的角度看，我对自己是基本满意的，没有辜负老师们的信任和期望，党支部曾连续11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重要的是在历史系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伴随了我从助教到教授、从充满朝气的青年教师到退出教学和科研岗位的老者的全过程，成为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人事沧桑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为有幸成为教育事业和历史学研究薪火相传过程中的一名普通火炬手而自豪。如今，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已经不复存在，上面提到姓名的原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衮衮诸公都已经作古离开了我们，但当年我与先生们相濡以沫的过往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点点滴滴在心头，不能忘怀！
